美国对外战略背后的文化基因

20世纪以来，在全球化浪潮推动下，很多国家唯美国式社会文化和宪政民主马首是瞻，形成了美西方占据政治经济和军事霸权的世界体系。追根溯源，美国的历史、文化、思想滥觞于欧洲，继受并集成了数千年西方文化当中的宗教传统、希腊-罗马政治传统和“西方中心论”意识形态，其对外战略的背后有着深刻的文化基因。

基因是生物学上基本遗传因子的简称，是指将遗传信息由上一代传给下一代的载体，能够决定生物的基本性状。本文对美国文化基因中的宗教传统与“救世”情结、希腊-罗马传统与霸权主义倾向、“扩张性”与“美国式”全球化进程进行梳理，以揭示美对外政策的深层次根源和行为逻辑。

美国文化基因中的宗教传统与“救世”情结

众所周知，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社会有着非常浓厚的基督教信仰氛围，其三大分支――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均源于犹太宗教，犹太人创造的希伯来律法和以《圣经》为代表的神学思想构成的所谓“希伯来传统”，不仅深刻影响着美国人的社会生活方式和文学艺术，而且担当着美国主流哲学思想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根本依据，是所谓美国伦理的“信仰本质”、美国法律的“高级法背景”和美国精神的“内在基石”。

基督教是一种救世情结浓厚的宗教。在《圣经》中，由于“神爱每一个人”，所以不愿失去他的任何一只羔羊；100只羔羊中丢失一只，上帝也要把它找寻回来。耶稣对他的弟子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的光应当“照在人前，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这种救世的使命感，使美国人的天性中有一种所谓“传教士精神”或“救世情结”。1620年9月，“五月花号”轮船载着102名受到英国国内宗教压迫的清教徒及其家属，离开英国驶向北美大陆。这批拓殖者把新大陆视为上帝赐给人类的一块“自然状态”的试验田。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他们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独立建国，摸索出相较于欧洲大陆更为“民主”“自由”的政府和社会组织方式。在“建国之父”们的眼中，美国是“将全世界引向正确的宗教和自由的灯塔”，是世界的“解放者”和“救星”。他们也因此相信自己拥有改变世界的权力和职责，将众多古老的异域文明融入、归化到西方民主自由理念之中，是美国领导的基督教世界的重任。

表面上看，美国社会十分强调多元主义、宗教自由、言论自由，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人种、民族、种族和宗教信仰都能在纽约等大城市找到。但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其内心深处却有着一种把美国的制度和文化变成普世制度和文化的冲动。当这种宗教的排他性和普世情绪在政客与部分人群中发展到极端状态时，其国家行为就表现为一种对道德普遍主义的极力推崇，对自认为适用于一切社会的政治制度和超越历史、民族、文化传统的“普适价值”的强烈信奉。美国人这种将他们自认为“好”的制度文化“推己及人”的“救世”情结，深深扎根于基督教的“天命”意识。他们坚信“美国例外论”，即相信上帝与其有约，美国的价值观、政治制度和历史独一无二且是全世界最好的，美国肩负着为“世界民主”作典范和领导地球上其他国家的特殊使命。正是这种对自身制度文化在道德观上的“迷之自信”，使美国人将“自由民主”制度和观念看作终极、普世的制度，是人类社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原则。而基督教的“救世”情结，又让他们把推广这套“理想”的制度和价值观作为自己责无旁贷的使命。于是，在全世界推行美式自由民主、用美国的模式改造世界，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重要目标。

美国人以拯救者的心态，迫使其他国家选择美式民主制度。在他们眼中，“自由具有巨大的威力，可以将所有暴政社会改造成自由社会；只有自由社会才可能实现民主，只有民主国家才可以维持和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应该将推行‘自由与民主’作为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但他们从未停下来认真地问一问其他国家：它们是否需要这些东西。美国人确信，自己信奉的价值是最道德、最有效的，如果他们不坚持让其他国家选择以这些价值为指导的政治体制，那么在道义上就是不负责任的。这种“美式帝国主义”和“救世情结”相混合的思维方式，在将其价值和制度强加给其他社会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让美国人获得了宗教意义上的道德满足。这种宗教狂热情绪体现在对外战略目标上，就是要在世界范围内支持西方认可的“民主”政权，颠覆其反对的不同于西方政权体制的所谓“独裁暴政”。由此，美国不断强力要求世界其他国家效仿和跟随美国的制度和价值观，力求以此同化或消除国际社会中的“异己力量”；不断孤立、制裁与其意识形态相左的国家，甚至不惜通过战争打击、颠覆其他国家政权。

美国文化基因中的希腊-罗马传统与霸权主义